原题
她改变了8000万
知青的命运
作者：胡平、徐静
原载《三月风》2003年8期
小号编者的话：此文标题中的“8000万知青”一说，充满争议。编者看到比较权威的说法，“文革”10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这与1980年的全国城镇人口1.91亿相比，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人群。现在普遍认可的数据，加上“文革”前少量的下乡或支边青年，全国知青总数约“1700万”，最宽泛的数据是“近2000万”。本号的标题，就采用流行的数字。
1982年10月，一位女知青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此信惊动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这年9月，知青农龄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从此8000万知青的农龄全部变成了工龄。后来，这封改变了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斗胆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她的人生历程颇富传奇色彩……19岁时的萧芸
1949年9月4日，萧芸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父亲是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的高才生，后来在常德农校任校长，母亲则是长沙周南女校的才女，解放后在湘潭教书。1957年，萧芸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不久被送去劳教。1965年7月，萧芸报名下放，与89名知青来到湖南湘潭县姜畲镇，在湘潭至韶山的铁路、公路沿线安营扎寨，组建了湘潭姜畲知青茶场。下乡时，萧芸年仅15岁，是知青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男女知青们都到了恋爱的年龄，他们有时会让萧芸做一些传递纸条的字。那时，萧芸对男女方面的事尚不开窍，只是觉得挺有意思的，给单调和劳累的生活增加了一点色彩。没想到不久，萧荟自己也开始遭遇温情的撞击。1968年12月31日，知青茶场解散，萧芸去了一个别人都不愿去的偏僻山村——湘潭县姜畲公社老虎岩生产队落户。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叫王开文的年轻人。王开文高中毕业后回乡。他经常来知青点帮萧芸做些事情，起先萧芸也是懵懵懂懂的，只是心里感激而已。那年，王开文入伍了，要走的时候，穿了新兵服来看萧芸，并且要让萧芸去县城送他。萧芸此时已经19岁，不知不觉地红了脸。萧芸没有拒绝他，将王开文送到县城，分手的时候，他竟然对着萧芸流下了眼泪，萧芸眼睛也潮潮的。王开文到部队以后，一直给萧芸写信，还在信中夹寄了邮票。他给萧芸寄毛线，有一年还给她寄来一条裙子。萧芸因为身体不好，大田劳作，常常累得躺在草地上，他就在信中叮嘱她，不要弄坏了身体。他还说要好好攒钱给她买一台缝纫机，以后成家时少不了的。萧芸回信对他的好意表示感激，却从不敢往那上面提，她还借故拿别人说事，说某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家里不同意，最后弄得双方都很痛苦等等。他就拿当时的那些“大道理”来安慰她：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家里管不了他。萧芸可不敢害他，就主动同他断了联系，他再来信，萧芸说什么也不回。这时，家里有5个兄弟的队长找上了萧芸，要萧芸做他们家最小的儿媳妇。萧芸多次拒绝仍无法摆脱，一次，她没好言语地说：“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是来做你们家儿媳妇的。”队长威胁说：“萧芸你能，看你能不能逃出我的手掌心！”此后便处处为难她。有一天下雨，萧芸躺在床上，没有去劳动，队长带着一个人来找萧芸，在门外喊，说是她的“哥哥”。没想到开门一看，这人却是王开文，他已经转业到了公安局。王开文当着队长的面对萧芸说：“听说有人总为难你，我特意来看看。”队长的脸色立刻就变了，结结巴巴地说：“以后谁再为难你，你跟我说。”后来队长一家果然对萧芸转变了态度。那一次王开文还给萧芸送来了毛巾和肥皂，又留在萧芸的房间里，用二胡为她拉了一首蒙古族的《赛马》，听着那首浑厚而激昂的曲子，萧芸心里感到暖暖的。临走时，王开文望着萧芸说你给我写的信，我都保存着。”听得萧芸眼泪直流。
知青时代的萧芸
后来，萧芸认识了一个叫李开彦的人。他是大队支书的弟弟，比萧芸大两岁，南昌航校毕业后分配在株洲厂。支书家里想为他找个对象，他们相中了萧芸。萧芸对他的条件还比较满意，同时她也想找个能够保护自己的人。可是谈了三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有一次，公社开批斗会，凡是五类分子、右派子女等等都被通知参会，会后要游街、挑石头。支书母亲闻知，悄悄地对萧芸说：“你今天在家种菜，我去开会。”老婆婆果然到会，并坐在五类分子中的第一排。公社书记见是支书母亲，吃惊地问：“你怎么坐在这里？”婆婆说：“我来替媳妇挨斗。”书记说：“你媳妇是谁？”婆婆说：“是萧芸。她犯了什么罪？要打要杀，随便来。”书记连忙上前，将她扶起，并连声道歉。公社干部几乎人人都认识她。她是“红色堡垒户”，干部下乡，常在她家搭伙吃饭，公社书记批评发通知的干部，说他黑白不分，怎么抓到书记家里去了？遂叫他将支书母亲送回村里。萧芸真的由此躲过一劫。不久，萧芸去乡中学当了民办教师。第三次见面时，她与李开彦到公社领了结婚证，举行了婚礼。没有人再来骚扰她。萧芸在农村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成了一位母亲。原打算就在农村这么度过一辈子，但知青大返城将这一平静打破了。
1964年发行的邮票《知识青年在农村》
1979年7月中旬，已在乡中学当民办教师的萧芸碰到了大队管收发的人，那人说大队部有她的一封信。在此之前，她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解决她的回城问题，但都石沉大海。这回，萧芸同样没抱什么希望。然而，她拆开信一看，信却是湘潭县公安局寄来的，里面附着一张表，同意萧芸和女儿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等得心都快碎了的萧芸，在这突至的惊喜面前落下了眼泪。结束了14年半的知青生活，萧芸被招工到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那时，纷纷回城的知青所遇到的生活困难多得不可想像。大部分人虽然有了一份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上都得从头开始。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多年的知青，有的像萧芸一样在农村成了家，如今拖儿带女，身无长技，干的是最差的工种，拿到手的工资也最低。这些大龄知青因下乡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也失却了青春的浪漫，现在连工龄还得从零计算。难道知青在农村劳动的成果就这样轻易地被一笔勾销？难道他们那一段献出了人生最美好年华的“蹉跎岁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湮没？
湖南省湘潭县的部分知青聚在萧芸家那几间平房里议论纷纷，后来知青们对她说：“萧芸，你有见识，文笔也好，你代表我们写一封信，要求把我们下乡的农龄改为工龄。写好信后，我们都签上名，如果闯了祸，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们大伙照看。”萧芸何尝不希望这样，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她，但现在要她执笔这封信，她不能不有所顾虑。后来她还是同意了。1982国庆节的傍晚，她经过深思熟虑，以凳子当桌，坐在门槛上，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后来人们称之为“知青福音书”的信。以下便是这封信的原文。 我们都是1964年至1968年下乡、1978年至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8000万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说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杀。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订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信的落款本是“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但当萧芸拿出写好的信请大家签名时，有人却露出了迟疑之态。萧芸看着绕了一圈一个名字也没签上的长达4页纸的信，一下子傻了眼。当时“文革”遗风尚存，人们担心因此而惹祸上身。但信既已写好，有好些句子大家都能熟背下来，如果有人去报告，她照样推脱不了“罪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挺而走险。萧芸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就由自己冒一回险。她把信的落款改为“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加上“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写好这封信后，萧芸又做了三件事：一是请三天假回了一趟老家，帮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给6岁的女儿织了几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让他马上提出离婚，以免受到株连，然后找一位善良的女子结婚，让女儿有个完整的家。萧芸已经为这封信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969年发行的文17邮票《知识青年在农村》
信虽然已经写好，但寄给谁呢？萧芸想到从湘江机器厂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的潘运告，他是萧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一个官。此后，这封信便开始了它独特的旅程。潘运告接到信后，认为信中所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并且带有普遍意义，遂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并建议以本社收集的一种社情民意的名义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党委在此信上附了呈辞，加盖了鲜红的印章，此信遂被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当时正好湖南省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请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飞呈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成了胡耀邦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1976年知青邮票《在广阔天地里》
1983年元旦刚过，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萧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一进门，信访办主任就问你给省里写过信吗？”“嗯。”萧芸不知等待自己的是福是祸。“写的都是啥内容？”“要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萧芸，僵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听到这里，萧芸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此举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全国8000万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肯定。自此，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
回到知青点的萧芸
这封改变了全国万知青命运的“福音书”，给萧芸带来的直接“福音”是她因此被调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机关党委办任新闻干事。1996年初，萧芸看到公司人员过多，减员是迟早的事，便主动提出下海。她说服公司领导的理由是：“我霸占的是年轻人的岗位，还给他们，因为他们需要稳定的基地来成长，来肩负人生的责任。”萧芸和人合伙成立了湖南儒师科贸开发公司。1999年因为在经营策略上与董事会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她毅然辞去了在公司里的职务。这时候，磕磕绊绊20多年的婚姻也出现了断裂。这年3月，已近50岁的萧芸舍弃全部所有，准备开始她的流浪之行。选择哪个地方作为她流浪的第一站呢？萧芸将写有许多地名的城市做成纸阄，放在桌上。她背转身去，右手从身后反伸过去，中指触到的第一个指阄，拈起，展开一看，是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城市：合肥。
萧芸与第二任丈夫叶小平
萧芸虽当过几年的董事长，其实不过是个背着赤字的穷光蛋。3月11日，在蒙蒙细雨中，萧芸走出合肥西客站。在屋檐下避雨的时候，买了一份《合肥晚报》。后来，她就凭着自己已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过文章，在《合肥晚报》当了一名编辑。
萧芸离家漂泊后，华夏知青网上发布了许多封寻找她的信，全国的知青网民们都在牵挂着她。4月8日，华夏知青网主持人、同是知青的朱俊璞先生闻讯赶到合肥，找到了萧芸。当天下午，朱俊璞怀着激动的心情，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找到萧芸的消息。随后，萧芸接到了来自全国许多知青网民的问候。萧芸不仅是一位称职的编辑，她一边编着报纸，还一边着了魔似的不停地写，她开始把目光聚焦于女性的命运。3年中，她采访了上千个个案，阅读了数百本书，写出了一本长达30万字的新书《“更新期”，还你生命尊严》。在这本书中，萧芸为女性们打出了一面鲜亮的旗帜：女人不害怕“更年期”，因为生命完全有可能得到“更新”！在这本书举行拍卖和出版期间，《合肥晚报》为萧芸开了几个专版，以便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她那丰富和独特的人生历程，萧芸的邮箱里因此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在这些来信中有一个叫叶小平写来的。叶小平是一名中年警官，他的婚姻生活很不幸，在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和妻子就离了婚，女儿一直跟着他。女儿叶枝性格非常封闭，甚至曾一度患有“抑郁失忆症”。叶小平非常敬佩萧芸写那封信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萧芸也从心底里同情这一对父女。他们开始了网上通信，并逐渐由关心到相爱。2002年6月16日，萧芸和叶小平办理了结婚手续，而她和叶小平在100天里的网上通信也居然有了20万字！经萧芸联系，经济日报出版社看中了这部书稿。出版社同时还对刚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的叶枝在过去岁月里写下的十多万字日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萧芸的大力鼓励和帮助下，2003年1月，两本4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疯狂铁汉流浪妻》和《沼泽天使》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同时推出，引起了如潮的好评。
萧芸又有了新的生活。她不仅用知青“福音书”改写了8000万知青的命运，而且用自己的善良和大爱改变了一对父女的命运。在结束采访时，萧芸郑重地对记者说：“尊重历史，尊重青春年华中的那段经历，尊重生命和爱情，未来的路还需要我们坚定地走下去。”
视频专题
文图视频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王健：怪蛇腹中的猪，
知青运动的流产与反思